揭秘地下代孕产业：十个月赚20万元
法律、道德、医学伦理、身体剥削……面对这些问题，代孕產业的参与者却理直气壮地说：「你知道现在內地的不孕不育率有多高吗?我这是做慈善来的。」编者按：是不孕不育夫妇们的守护天使，还是玩弄生命於股掌中的魔鬼交易？在內地社会当下盛行的「万物皆可代」现象中，一个庞大的代孕產业链正在隱秘滋长，多数人却对它讳莫如深。歷时两个多月，大公报记者以「寻求代孕」为由，暗访多家代孕机构、孕母以及通过代孕手段「圆梦」的不孕家庭，还原三者之间的利益交换，有人渴求一个孩子，有人急需一笔收入、有人想建立一个灰色商业王国。大公报今起刊发《揭秘內地代孕產业》专题报道，尝试將代孕这个隱秘多年的地下灰色產业链置於阳光之下，揭秘箇中利益链条的运转，探寻不孕不育人士的挣扎。其背后所引发的法律、道德、伦理问题，更应为世人所关注。
揭秘內地代孕產业
代孕，俗称「借腹生子」，是指意欲生育者寻找第三方进行妊娠、分娩的生育方式。隨着內地放开三胎以及不孕不育人士数字高企，庞大的代孕產业链吐丝结网。「欧洲子宫」乌克兰战火漫天之际，內地中介不得不捨远取近，內地代母「身价」水涨船高。「六十五万(人民幣，下同)全包起步，八十八万能做三代试管婴定製性別，比正常怀孕生的宝宝更健康!」从孕母的年龄顏值到婴儿的性別数量均明码標价，下单付款十个月后，名为「婴儿」的商品诞生。法律、道德、医学伦理、身体剥削……面对这些问题，代孕產业的参与者却理直气壮地说：「你知道现在內地的不孕不育率有多高吗?我这是做慈善来的。」
「恭喜山东S大哥喜提小王子一枚」、「恭喜北京H女士喜提龙凤胎一对」……打开徐庄的社交媒体专页，一长串「接好孕」喜报中穿插着高薪招聘孕母的启事，好不热闹。徐庄在內地从事辅助生殖行业近十年，从试管婴儿到如今的代孕，每年经他手诞生的婴儿超过百名。
徐庄的公司叫禕和国际，成立於2014年，总部在北京。「我们是有资质的机构，所以安全性你可以放心。」他说，「前期所有的检查都在北京三甲医院里做，取卵我们有专门的无菌实验室，设备是全进口的。当然如果一定要去三甲医院做也可以加钱。」
徐庄告诉大公报记者，辅助生殖属於高精尖医疗技术，需配备全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等。「胚胎的培育和移植操作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成活率才高。」再加上实验室的净化系统，整个投资超过千万元。「我们也是有自信才敢跟你签全包合同，中间出现任何问题都由我们负责，你安心等着抱孩子就成。」
两年「包交付」 65万起步
所谓「全包」，即从客户取卵那天起，一个周期(两年)內保证「交付」新生儿，中间所涉检查、手术、代孕、生產等费用均由机构承担，底价则是六十五万元人民幣。听说记者已有一个儿子，徐庄更建议「升档『做个』女儿」：「只要八十八万就能做第三代试管婴儿，可以定製性別，还能提前筛查遗传基因病，比你正常(怀孕)生的宝宝更健康!」
在徐庄的印象中，內地的代孕市场从2020年起井喷，逐渐形成分工明確的產业链：有人招揽客户，有人招募孕母，有人打点医院，有人负责產妇衣食住行;为了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又旁生出包括供卵及供精的分支，来支撑婴儿这个「商品」的「出厂」。市场大了，从业的机构就多了，「有牌没牌的几百间肯定有」。
记者在內地多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代孕」，均「因违规无法显示相关结果」。那机构如何招揽客户?「我们有很多渠道，包括与医院不孕不育门诊的合作，向他们收集病人的就诊信息。」徐庄说，做这行最主要是「打通」医院的关係。「例如代孕產业链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是给客户办出国家认可的准生证。」
禕和国际的做法，是在北京一间高端私人医院里开出「绿色通道」。「產妇入院前，我们会为代孕母亲办理一张假的身份证，上面的头像是孕母的，其他资讯则是客户的真实资讯;入院时，產妇刷客户的身份证办理手续，我们会安排专人扮演產妇的丈夫陪產;生產后，陪產者用客户丈夫的身份资讯进行填表，並以婴儿的出生资讯办理准生证。」徐庄笑着说，他已经扮演过好几次父亲了，签字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
八成以上客户 因「生不了」找孕母
「2020年以前，有不少客户为了省钱会选择乌克兰代孕，费用五十万以下。」然而，受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衝突影响，乌克兰的临时诊所里挤满了因父母无法办理签证而被滯留的新生婴儿。「为了规避风险，这两年我们的海外业务都停了，专心做內地市场。」徐庄说。
虽然收费昂贵，但徐庄坚称自己是为不孕不育家庭提供「生」的希望：「80%以上的客户因为自身条件生不了，才会找我们来代孕宝宝。」《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二十年前的2.5%-3%攀升至12.5%-15%左右，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不孕不育问题。此外，高龄失独家庭、同性恋情侣也具有强烈代孕需求。
「你已经有孩子了，或许无法理解人们倾尽全力、倾家荡產也想拥有自己宝宝的心情。」徐庄说，对大多数客户而言，代孕是不得不做的无奈选择。「一位42岁的客户和丈夫之前说好了丁克(不要子女)，到39岁又后悔了，结果一直怀不上。她找到我时试管婴儿都做了三次，病歷攒了厚厚一叠。」
当然，无论「代孕」被讲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商业本质昭然若揭──每一个环节都標好了银码。代孕母亲的身高、学歷、顏值都会造成几千元至几十万元的差价──从科学角度来看，孕母的顏值並不会影响在她子宫里长大的宝宝，但「不差钱」的客户依然会一掷千金，选择更年轻、更漂亮的孕母。將慈善掛在嘴边的徐庄忽然又换了生意人的口脗，说：「总体来讲越年轻越贵」。
代孕母亲：十个月赚20万 「没什么比这来钱快」
作为代孕產业链中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是否有过顺產一胎」是代孕母亲们「入职」的决定性因素——这既证明了孕母的生育能力，也规避了剖腹產疤痕在怀孕时破裂的风险。目前孕母们代孕成功一次平均可以获取二十万元左右的报酬。
「跟家人说去代孕，他们没拦着」
28岁的安安来自湖北，已经第二次做代孕母亲。她19岁第一次当妈，四年前被表姐带入行。「表姐回来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出手也是几百几百地给，我就去缠着她问怎么来的钱。」安安刚开始也彆扭，但表姐劝她：不偷不抢十个月能赚二十万，还有什么比这来钱快?
跟着表姐来到武汉，安安很快被选中成为代孕母亲。「一开始说去武汉打工，等后面拿钱回去才讲的实话。」那一次到手十八万元，家里人用这个钱翻修了房子，丈夫还买了辆电单车。「在家呆了一年多我就又出来了。这次跟家里人直说去代孕，他们也没拦着。」
安安所在的机构为代孕母亲租了三室一厅，僱了阿姨做饭，每次產检也有专人陪同。酬劳则是分批支付，植入胚胎当天两万元，前三个月每个月五千元，之后每个月一万元，健康交付婴儿並签署放弃承诺书后收取尾款。
「十月怀胎有了感情，第一胎孩子抱走那天我哭了。机构的人说，孩子跟着亲生父母才会有更好的生活。」安安想想觉得也对，「何必跟着我吃苦呢?」
生孩子耽误工作 「外包有什么不好？」
记者印象中的陈婕，永远忙忙碌碌，结婚白天开会、晚上办酒，派助理排练婚礼流程，开场前五分钟自己再练习一遍上台。与之相对应的，她两年一涨的职位与薪水远远跑贏了绝大多数人──陈婕如今在杭州某互联网企业任高层，年收入超过三百万元。
「我决定找人代孕了。」陈婕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家里催得不行，我扛不住了。」陈婕新婚两年时，接手了公司一项新业务，一年有两百多天都在出差。陈婕前夫家里经商多年，並不差钱，他多次向陈婕提出换个工作或者索性辞职，安心生宝宝，先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一年多「相互说服」失败，陈婕与前夫和平分手。
「我的岗位后面一堆人盯着呢」
陈婕离婚后，母亲从老家到杭州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顺便想方设法「催婚催生」──从「赶紧找个人嫁了」，变成「就算不嫁人总得有个自己的孩子」。
「我的岗位后面一堆人盯着呢，生个孩子起码要休息小半年，回来都不知道业务还能剩下啥了。」在陈婕看来，找人代孕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职业女性生孩子太耽误工作了，能外包有什么不好?」至於孩子的父亲，陈婕准备用「精子库」解决：「为了生孩子去结婚，离婚了还有抚养权的牵扯，不如一劳永逸直接生个100%属於我的宝宝。」
「我们又不是医疗机构，谈何违法？」
「代孕不违法」，这是记者在採访过程中，多次听到机构从业者强调的观点。对此，徐庄解释道，截至目前，內地一共出台了两份涉及代孕的立法，分別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其中均明確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我们又不是医疗机构，並不是法律明確限制的主体，何来违法之说?」
秉持着「不违法」的观点，徐庄的公司以辅助生殖机构的名义相继进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长沙，为深受不孕不育困扰的家庭提供「昂贵」的圆梦服务。儘管法律同时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別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將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但相比每单生意十几甚至几十万元的利润，这样的规定显得毫无约束力。
页:
[1]